发布日期 2019-12-14

分享|媒体人到底在焦虑什么?这篇文章也许是答案

原标题:分享 | 媒体人到底在焦虑什么?这篇文章也许是答案

文丨 毕竟 来源丨《青年记者》

最近几年,全球媒体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互联网转型发展中,从纸媒转到互联网,从互联网转到移动互联网,所有的媒体都面临着转型的压力,机会与风险并存。

而在这期间,媒体的内容生产方式、收入方式、竞争方式、传播方式等都有天翻地覆的变化,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媒体人的生存状态的变化。

2019年,有机构发起“中国媒体人生存状态调查”。根据问卷反馈的数据显示,94.21%的参与调查的媒体人深感焦虑,60.87%的媒体从业人员月收入不足万元,超80%的媒体人表示自己很缺钱,近40%的媒体人表示想要离开媒体行业。

媒体人最常见的职业焦虑是信息焦虑。信息爆炸,信息超载,但最难捕捉的是有效信息。为了信息,许多记者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网上。但人脑非电脑,接收、处理难自如,因此,担心漏稿,别人发了我没发,担心别人棋高一招,这种焦虑对记者来说是常有的,挥之不去,导致心理压力大,惶恐不安,紧张。如不善排遣消解,就会出现失眠、厌食、呕吐、焦躁、疲惫等症状。

信息焦虑只是外在的职业焦虑,最让媒体人纠结的其实是身份焦虑,这种焦虑蛰伏于内心深处,却如岩浆般左冲右突。身份焦虑是对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的担忧,是期望能够拥有某种身份的焦虑,现代社会几乎人人有之,置身公共空间,处于人群之中,无形中人们就“自动”为身份定位,无论自己愿意与否。不光在中国是这样,身份焦虑也困惑着西方人,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指出,基本生存条件得到充分满足后,身份焦虑便会滋生,不放过任何人。现代社会,无论富人、穷人还是中产阶层的人士,都难逃出其“如来掌心”。

媒体人的职业焦虑也许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核心是身份焦虑。身份焦虑下的媒体人关注的是,在社会大众眼里,我们是怎么样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人,还是势利小人?是诚实的人,还是虚伪的人?是勇敢正直的人,还是欺软怕硬的人?是有实力的人,还是卑微的人?概括起来说,媒体的人身份焦虑,主要包括道德焦虑和阶层焦虑,后者外延较广,包括在社会层面上的经济地位焦虑、社会地位焦虑,以及在媒体内部的阶层焦虑。

媒体人的道德焦虑

过去,记者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不因“见官高一级”的蜃景,也不因“无冕之王”的美誉,而在于记者是正义的化身。如今,不知记者们还有多少底气?诚然,拿“封口费”的记者,主动以新闻报道进行敲诈的记者,都只是极端个例,但这少数人却让整个行业蒙羞。

今天,就连一个小学生,也能看出许多医药广告是在“骗人”。“骗人”广告包括虚假广告和误导广告。但媒体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这些广告,因为竞争越来越残酷,生存压力也越来越大。媒体时刻要与权力、资本打交道,博弈的结果是媒体拜倒,与商家“抱团取暖”,共生双赢,广告收入主要来自商业、房地产、汽车、电器、医药、金融等行业;做强势部门的“传声筒”,舆论监督主要针对公交、城管等弱势部门,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既赚民意又无风险。许多媒体有保护名册,明的是大客户(商家)名册,打印出来,分发各采编部门;暗的不用打印出来大家就知道,是社会上的一些强势部门。舆论监督稿件被枪毙,是大概率事件,特别是在打老虎的时候,但打苍蝇就可以无所顾忌。

媒体的一些报道是在欺骗受众中迎合受众,这是媒体人面临的伦理困境。大家都想走出困境,但目前还看不到希望。因为媒体要在现实环境中生存,要和环境交换物质和能量,否则只能走向衰亡。记者赵世龙曾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广州已经找不到新闻理想”,那么,哪里能找到新闻理想呢?

记者的道德焦虑,也来自“无意的虚假新闻”。媒体人的崇高理想是传播真相,但出于压力,对官员腐败报道躲躲闪闪,对典型报道任意拔高,这样的情况也客观存在。社会需要英雄人物,加以报道,引导人们的行为,但狂轰滥炸式的典型报道,让典型从凡人变成“神”,反让媒体可信度弱化。

记者的道德焦虑,还来自角色冲突,也就是到底“为谁说话”。媒体也为公众说话,可是社会阶层在分化,到底是为富人说话还是为穷人说话,有时候还真不好把握。哪怕是中产阶层内部,也分为很多利益群体。比如城市交通,车越来越多,路越来越窄,城市也越来越堵。电动车能不能过大桥,该不该设电动车专用道,汽车主是反对的,但电动车主也有行路权。现在媒体经常一边倒地支持汽车主,就会引起电动车主不满。类似情况,媒体到底为谁说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支持一方就得罪另一方,中立一点当然更好,但和稀泥容易两头受气。

困境根源在境不在人,只要一天不走出怪圈,媒体人就一天不能摆脱道德焦虑。道德焦虑是指人永远无法消除对良知的恐惧,弗洛伊德认为,它由对来自良心的危险情境的感触引起。如果一切都是有代价的,那么媒体人的生存,既建立在辛勤劳动之上,也经受着尴尬的道德焦虑。市场是把双刃剑,在取得巨大经济进步之时,媒体和媒体人也付出了高昂的道德成本。可是,这能仅仅怪媒体吗?道德焦虑在卫生、教育等许多行业,也广泛存在着。

可是,这能完全不怪媒体吗?记者受尊敬程度的下降,来自部分记者搞有偿新闻,也来自新闻越来越娱乐化,而舆论监督却越来越淡化。马克思认为,“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舆论监督是记者的光荣与梦想。的确,15年前,国内媒体在央视《焦点访谈》的带动下,舆论监督风行水上,鞭挞丑恶,守望社会,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今天,在不知不觉中,舆论监督的主阵地,已由传统媒体转移到网络,由职业记者转移到公民记者,不少传统媒体自甘落后,沦为配角。

可是,这能仅仅怪媒体吗?法律对记者保护无力,舆论监督容易遭到打击报复,记者们不是超人“蜘蛛侠”,他们能不害怕吗?最近,国务院表示,支持媒体监督行政,这个政令的贯彻效果还有待观察。有的记者感叹,良心驱使记者主持正义,但舆论监督难的现实又逼迫他们退缩不前。这种心灵的挣扎,苦苦纠结,让媒体人有种罪人的感觉。可是,媒体人能为找到借口而心安吗?媒体人进退两难,只是苦了公信力,毁了美誉度。

媒体人的阶层焦虑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但作为一个阶层,媒体人对自己如何定位?

一是经济地位焦虑,担忧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下降。每个人都渴求身份认同。15年前,媒体人的收入,在工薪阶层中属于中上等水平。而当时,社会上还没有多少有钱人,媒体人也算高薪阶层。15年来的变化翻天覆地,财富向少数富裕阶层集中,通过做房炒房、入股炒股、企业改制等“资本运作”,社会上出现了庞大的富人阶层。

另一方面,在工薪阶层内部,比较优势失去,媒体人的经济地位也呈下降趋势。过去5年中,许多行业的从业者收入实现了翻番,管理层收入更是增加了好多倍,而底层媒体人的薪水却增加不多,有的甚至止步不前。

经济地位的下降,导致普通记者编辑由社会中上收入阶层,跌为中等甚至中下收入阶层。

收入下降,导致人才逆向流动。过去媒体招人,高校教师、公务员应者云集。但是现在,一些媒体人流向银行、证券、基金等金融企业,以及各类机关单位。在私募行业,甚至崛起了“财经记者派”。按出身来分,私募经理过去分为四大派系,分别是公募派、券商派、民间高手派和股评派。一群出自财经媒体的私募经理,如今开始受到业界关注。

二是社会地位焦虑,担忧社会地位下降。15年前,媒体人属于高声望阶层,介于“大人物”和“小人物”之间。记者数量大约只有现在的1/5还不到。以省会城市为例,只有一家市民报,而现在动辄四五家。那时,每家报社内部,记者的数量也只有现在的1/3。由于报纸变厚,过去一个记者跑的线,现在分给三四个人跑。记者数量大幅膨胀,失去了资源的稀缺性,现在记者还要“放下架子”抢新闻,竞争异常激烈。搞舆论监督又很容易遭人怨恨,很多行业对记者也是百般刁难。“无冕之王”的光环褪去,记者们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焦虑。

三是媒体内阶层焦虑,这属于微观层面,是年龄恐惧症带来的落后焦虑。社会环境和媒体环境相交织,构成媒体人的个体生活环境。也许没有哪个国家的记者,像中国记者这样害怕老去,35岁以后就担心出路。在发达国家,记者虽不一定像医生、教授那样越老越吃香,但35到55岁之间,往往是最好的年纪,成熟,深刻。各大媒体都把有经验的老记者当宝贝,高薪聘用,许多人干到六七十岁,是正儿八经的老记老编。而我国一些都市报的记者编辑多为不超过35岁的年轻人,记者越老越不值钱,媒体往往重用年轻人,这在欧美国家简直不可想象,怪不得人们将记者和模特一起列入吃“青春饭”的职业。再者,在媒体内部,一个记者如果落后掉队,不能晋升到主任、老总(台长)等管理阶层,“老人”就会成为媒体包袱,收入不仅远低于同龄的主任、老总,而且低于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四十来岁就成为单位的边缘人,离退休还有差不多二十年,长路难熬。

许多人为了崇高理想当记者,怀着新闻理想而来,希望自己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但是,一些媒体特有的“工分”考核体制,是一根指挥棒,让记者“为稻粱谋”,变成“新闻民工”。“工分制”也许是一种管理热潮,但在流水线上拿计件工资,用条件反射强化“奶粉钱”意识,消解了这个行业的崇高感,以及记者编辑工作的体面和尊严。记者编辑即使感到枷锁沉重,但也已经习惯了戴着它们工作。

三大阶层焦虑联合发力,记者编辑们就像阿兰·德波顿指出的那样,担忧失去身份与地位而被夺去尊严与尊重,媒体底层人士的身份焦虑不断加剧。

结语

身份是社会对个人的塑造,身份焦虑是社会压力在个人内心的映射。身份焦虑下的媒体人,表面风光,内心彷徨。治疗身份焦虑,目前也许没有灵丹妙药,但面对焦虑所带来的迷失,我们可以认识它,审视它,减轻我们在困惑面前的无力感。受身份焦虑驱使,消极者容易寝食难安,产生极端的仇富心理,积极者则会认识到作为一个平凡人的价值,奋发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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