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0-05-03

迈克·费瑟斯通|社会与社会生活的固定形象

原标题:迈克·费瑟斯通 | 社会与社会生活的固定形象

《农民的婚礼》,1 6世纪荷兰著名画家 彼得·勃鲁盖尔作品

社会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社会”。不过,它常常是一个不经认真考量的概念。在尼斯贝特那本颇有影响的《社会学的传统》一书中,把共同体权威、地位、神圣、异化等概念作为社会学关键的单元概念加以陈列,但就是没有提到社会。

尼斯贝特告诉我们,这是因为这些概念必须是独特的,它们必须有助于把一门学科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而“像‘个体’、‘社会’、‘秩序’等概念在此毫无用处……它们是所有社会思维学科的要素”。

不过,在尼斯贝特把这些概念看得如此本质和根本以至于它们理所当然亦无须任何分析时,也许就夸大了它们普遍的适用性。这些观念都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它们得以形成,同样也会消失。我们正见证“社会之终结”这些近年兴起的观点至少有如下含义:这些观点的提出并没有专门去参考全球化。

比如,鲍德里亚指出,是商品形式的发展导致了商品符号在今天的消费文化中过度泛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与大众媒体一起,增加了制造模仿品的能力。“现实的去理想化”被看做是在生产社会碎片、威胁规范与社会结构。实际上,在规范支持下面对面的社会互动的社会纽带的坚实基础,早已在社会生活普遍的淡化中丧失了。

在图海纳看来,不能把进入后工业社会的过程彻底看做是一个否定的进程,因为它产生了促发行动的更大力量。实际上,长期压抑在社会学的世界观当中并成为社会的一个衍生物的政治学,随着存在了很长时间的社会结构出现碎片化,并因个人、集体和社会运动展开行动的机会与能力的不断提高而复活了。

如上所述,虽然尼斯贝特不太情愿探究“社会”概念的历史,但他仍富有洞见地指出,“‘社会’的参照对象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共同体。社场( communitas),而不是更具有非个体含义的社会(soietas),是社会学家在研究人格、亲属制度、经济与政治中使用的‘社会’一词真正的语义学源泉”。

这在创建社会学的关键人物孔德的作品中非常明显,他对社会生活的看法很大程度上被一个目标所控制,那就是设计出新的制度形式以取代传统的共同体秩序的模式。他的观点应当放到对孕育了社会学的法国大革命的保守反应的背景当中来看。这也产生了一种对启蒙运动承诺给行动与进步的乐观主义的回应,这使得对传统秩序形态,比如中世纪的庄园以及村庄的兴趣得到了复苏。

在孔德之后,涂尔干追随于他,把社会看作是放大了的共同体。当然,涂尔干是位卓绝的大师,他强调社会的力量和社会的现实性。他提出的集体意识、神圣、社会关联等概念强调能够进一步强化社会整合的共同信仰与情感。社会被构想为一个有边界的实体,并通常在一个高度抽象的层面进行分析。如果想对某一个社会的特殊性有更加广阔的理解,我们就需要把它与别的社会进行比较。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mile Durkheim,1858—1917),西方社会学奠基人之一。

各个社会被认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要理解社会生活就需要使用社会概念的整个库存。对社会生活而言,相比政治,社会被认为是更为基本的;实际上,在正在形成的社会科学的劳动分工中,存在着一种对政治科学及其所强调的权力与行动、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显著敌意。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虽然社会学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民族国家) 社会的内部关系上,但社会学家的价值立场却经常是反民族主义的——在某些情况下对人类的观念带有一种国际主义的倾向。

在一些社会学家看来,民族主义与战争属于现已急速消逝的早期发展阶段(比如,斯宾塞的发展序列,从军事社会到工业社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各种灾难事件罹降,才迫使一些社会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范畴。因此,社会被看做是社会生活一般和基本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已不再需要,因为历史其实被想象为社会的发展。

同时,除了在时间中关注社会关系,我们还要在空间中对之加以考察。简言之,社会的“所在”在哪里?部分答案来自于孔德和涂尔干含蓄的观点,即社会是放大了的共同体。还可以补充说,如果社会不是整合的,而且遭受了现代性的社会解组,那么它就应该整合起来,而且不管整合的模式是来自于社群群体(涂尔干)还是社会主义(腾尼斯),这样的整合是强制性的。因此,社会必然占有一个单独的边界明确的空间,还具有一种整合性的社会结构和文化。

在这里面,腾尼斯影响远播的《共同体与社会》非常重要,在其中他以唯名论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社会生活的两种理想类型。不过,很显然腾尼斯认为共同体与社团构成了一个发展的序列,而他是赞成共同体的。

腾尼斯把社会描述成原子化的次级关系,社会解体和文化破裂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共同体角度建构起来的一种否定的看法。他在这个地方的观点与19世纪晚期尼采在德国的复活有关,尤其是《悲剧的诞生》及其一个新的酒神时代的论述。他的共同体形象借鉴了中世纪德国的理想景象,在其中家庭是基本单元,强烈的血缘和亲属关系纽带将人们凝聚在更大的村落和区域单元上。

我们将看到,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拥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定居地所具有的形象。这种传统共同体及其高度规范的整合与秩序,在构建社会的形象中影响巨大,当然也带有强烈的怀旧色彩。它所倾向的和睦与单纯的观点,其实代表了一幅优雅失落的图画,它与自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渐渐流行把童年描绘成丧失天真的阶段的普遍性形成了共鸣。它将前现代社会缩减为平面和静止。这样,社会单位如不靠高度规范的整合和共同的价值而较好地存在,就成了件很难想象的事。

腾尼斯强调,既然共同体的基础是一致的意愿与共同的风俗、道德与宗教带来的和谐,那它显然就不会产生权力斗争、暴力和战争。而这些特征在埃利亚斯、勒高夫、雷蒙·威廉斯等人对前工业社会生活的研究中占据中心位置。

比如,埃利亚斯强调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武士逐渐被笼络为宫廷人士后,暴力冲动被驯化的缓慢过程。他把日常生活描述成那些相对更弱小、更缺乏训练的身体(女人和儿童)成为暴力冲动更少受到约束的强壮者(男性与成人,特别是武士这样的暴力专家)的猎物。

威廉斯则猛烈批评了对旧英国的“有机共同体”持续不断的参照系列,它们其实是将连续不断的代际看作是危险与行将灭绝的,这无疑是一个非怀旧式的、而且更进一步消解“传统社会” 的和谐感的描述(也参见皮尔森对家庭价值黄金时代的描述的批评,这个时代被构建来与所谓的无序与暴力的现实形成了一个尖锐的对比)。

除了对暴力、冲突、战争的忽视外,这种和谐的共同体社会生活的形象对流动性关注也甚少:这不仅包括人们通过战争而相互取代,而且还有徒步跋涉者、流动的工人、朝圣者、旅行者、乞丐等等。与头脑中宁静的村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一个固定地方的界限内生死相继不同,默赫认为,

我们定居的欧洲形象……是严重错误的。人口处于不断的运动当中;他们流动到哪里以及为什么要出行,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过去的事情,也让我们明白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得以生成的压力与进程是什么。人的移动与西欧生活的每个层次都紧密相连——从决定在哪儿赚钱的家庭的亲密到全球的范围,在这里世界经济折射出欧洲的位置。简而言之,迁徙将欧洲历史的变化与既往男男女女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

当然,西欧不是全世界,我们应当知道迁徙模式的特殊性与如下家庭结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不仅赞同以夫妻为中心的婚姻并建造独立的居所,而且还提倡年轻人要有一个独立的阶段,其间年轻人(尤其是男性)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工作。这与南欧与东南欧的模式,以及世界上其他很多地方都形成对比,那里的年轻人在婚前乃至婚后都留守在旧家当中。

不过,主要的一点是想强调,社会学家根据西欧经验发展出来的社会模式,在将社会描述为一个过度整合与安定的社会时忽视了流动性,这个形象实际上是一种以前工业社会的社区为基础的怀旧式的建构,它被描述为现代性的对立极,后者则被理解为导致了无穷无尽的变迁和社会失序。

这个模式认为,社会依靠产生规范性共识的共同价值而使自身得到了再生产。由它产生的帕森斯式和新马克思主义式的两种变化模式,受到阿博克罗姆比、希尔、特纳在他们合著的《主导的意识形态主题》 (1980)一书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在封建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当中,很少看到一套共有的价值体系或者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观念形态。那种将共同文化视做使社会生活成为可能的社会黏着剂的观点,在人类学当中还很有影响,与之相伴随的是孤立而整合的部落社会的神话。

在这两种情况下, 社会生活的形象都是边界明确、具备高度社会与文化整合的实体,其模式都是假定社会的各个部分具有高度的功能的相互依赖性,同时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并且独立于其他社会。权力关系、冲突与混杂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与文化的缺漏也同样如此:事实上所有的社会与文化生活的要素都交杂在一起,以至于文化模糊、冲突问题、双重认同等现象极少发生。

社会学在对典型、一般或标准的追求中,已经普遍丧失了对个人偏好和例外情况的兴趣。因此,如果要讨论不平等,那么问题就会成为它们是怎样再生产出来并在代际之间传递的,这是对更加一般性的行为( behavior)的探讨,而不是关注行动( action)。这一点,拉奇在对怀旧加以讨论时已经着重强调过了:

小镇生活的文学表述,经常落入到社会学的思维方式中,侧重于出生、结婚和过世这周而复始的循环。换而言之,它们更关注行为,而不是行动。阿伦特说过,行为的概念反而与社会的概念联系更加紧密,社会领域因缺乏意识决定而与政治区别开来,风俗与仪式的最初意义已丧失在记忆当中,习惯不断沉积的重量抗拒着变迁。在反对18世纪的自由主义中,那些谴责革命的人高举“社会”呼喊着重新团结,他们相信深植于心的习惯和偏见不会在朝夕之间改变——至少不会在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之前改变。同样,对于保守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的发现暗示着政治在价值上的跌落。

有人认为,社会科学在19世纪确立的学术分工,导致社会学将对行动与国家的分析,以及关于国际关系的分析统统割让给了政治学。从国际范围来看,这个观点似乎显得有点过于简单了;它倒最适合于国际政治学,因为它忽视了从欧洲社会学(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的影响)孕育出的传统,其关注点在于人性。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除了关注社会之外,还以他们各自不同的方式理解了工业化与现在我们称作的全球化之间的关联。事实上,他们所关注的是怎样发展出一套具有普适效应的新道德规范去抑制伴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社会解组和个体主义。

涂尔干的社会学中,其分析的聚焦点极其明显地显露出社会与全球之间的紧张。一方面,他在探求出现新的个体主义道德模式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将它变成一种新的宗教,成为高度分化的人性唯一的公分母。另一方面,他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团结的关注,据称是受到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民族主义情绪上扬的影响;从这个背景我们可以说,作为集体意识来源之民族主义的力量,以及作为现代世界神圣感基础的民族,是他所有成熟作品的重要主体。

实际上,他关于人们与现代世界的神圣感的复兴之间具有强的情感纽带的观点,对理解当代民族主义的复苏、新的宗教运动甚至消费社会的某些方面都具有持续的相关性。与此同时,涂尔干很严肃地对待知识分子探寻建立社会生活秩序和约束不同社会之间关系的新方法的道德与文化的使命,这也是他思考人性的原因。不过,他对人性与全球维度的强调,并没有随之产生关于如雨后春笋般的后社会或超社会实体的社会学:这个似乎还不是涂尔干的关怀。相反他的关注点在于道德与文化的层面,重点在于培植新的团结形式,产生不同的人达至相互认同的模式,减少仇外心理,以及自我中心主义与自私自利的个体主义。

因此,在涂尔干的著作中存在着一 种张力,一方面他关注社会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并阐述其规范与道德约束的机制,另一方面他又关注被探索道德整合之新形式的需要所驱动的人性,它将超越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迅猛的全球化和民族对抗阶段民族国家社会所导致的忠诚感。有观点认为,在关键的经典社会学家身上这种显而易见的紧张感,在其后继者那里已经不复存在了。

比如,莫尔在倡导恢复这种更加开阔的关注视野时,就批评社会学的美国化使其眼光缩小到仅仅对社会的关注,我们已经说过,其无须言明的潜台词就是具有边界的民族国家。对这种把社会当做社会生活的终极单元,把它看做社会学基本的一般范畴的观点,腾布鲁克作了详细评论,他指出:

社会学倾向于把社会看做一个实体的概念,要求它们的研究成为风格独特的客体,并仅仅从内部想象它们的结构。依靠这种方式,它人为地建立了一个客体,只允许单向地对事实进行选择、考虑和解释。

把社会看做一个团结的整体性实体,这种观点的主导性就涵盖了“亚系统”“亚文化”“层次”和“维度”等概念。同样,常在社会学当中使用的一般性范畴,比如“结构”“分化”“复杂性”等则被认为是在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中都发挥效用的普遍性变量。对社会内部维度的这类关注,忽视了很多社会间和跨社会的进程,比如: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跨越边界的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移民、遭放逐者和难民的流动;军事、文化和经济的扩张。在对上述现象进行研究时,社会学往往是从其社会内部的关联与影响的角度来看——比如移民研究,主要是从如何把他们同化和整合到迁入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的研究,也往往是关注不同社会的内部构造,它们被认为从导致变迁的主要结构性机 制来讲是彼此近似的。因此,现代化理论其实是建立在如下设想之上,即各个社会是沿着内部的发展轨迹在发生变迁。站在这种立场上,不同国家的差异仅仅是一个进程的不同形态,这个进程在各个地方都被指引着竭力去达到某种所谓正常发展的概念。

埃利斯岛上的欧洲移民

不过,这忽视了欧洲的现代化是从民族国家社会相互联系的网络或形态这个特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它们从其形成的早期阶段就纠缠在一起,建立了相互依赖和权力斗争的关系。毋庸讳言,这个参照群体的历史独特性难以在其他时间与地点得到重现。

沿着韦伯的思路,腾布鲁克强调社会往往是被外在局势所塑造。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必须为战争和固守边疆作长期的准备。即便是那些力图维持与世隔绝的社会,比如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也在军备和监视方面花了很大的力气,以约束臣民、控制与外来者通过贸易、战争和迁移等而产生的交换的“阀门”。实际上,如果不考虑它与其最主要的重要他者——中国——之间的长期关系,想要理解日本社会的发展几乎是不可能的。产生这个进程的文化借用与综合,给强调有机或审美团结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内部长期持有的文化观念打上了一个 质疑的大问号。这就意味着社会学不仅需要一种关系性的视角,来理解在特定的参照群体内部已成为“社会”的变动空间,而且还需要一种长时段的过程的概念,将“社会”视为一种时间现象。

这样,我们就应把作为过程实体的社会看做总是处于形成与消解的进程中:它们并不总是为了社会关系的发生而存在,它们出现而后消失——这些视角不仅从韦伯的著述中可以发现,而且在齐美尔和埃利亚斯那里同样可以看到。

不过,仅仅说社会处于形成与消解的过程中还远远不够,孕育它们促使它们成长与变迁的更大的参照群体同样也很重要。这就是韦伯和埃利亚斯了如指掌的东西,他们在关注国家以及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平衡时就对此深有洞悉。实际上,尽管他们都具有能力从社会学的参照框架中摆脱出来,并从一个总是让历史特殊论者很敏感的视角讨论那些在有些人看来该划分为单独的政治、经济和(在埃利亚斯研究中的)心理的资料,不过仍然很难把他们当成社会学帝国主义者。

因此,他们的分析模式总是指向全球,其感觉就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和其他组织形式,在权力斗争与相互依赖中越来越紧密地相互结合在了一起。如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的摘要中所说的那样,更大的民族国家和政治集团的创建以及它们之间的权力平衡、相互依赖和关联性,将会影响到世界各个地方的认同塑造与人格结构的类型。正是在相对晚近,反思现在这个越来越激烈的全球竞争与相互依赖的时期,我们才意识到这里也许存在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如何提出一系列适于理解这个进程的概念。

首先,这些概念并不会以靠“社会”这个核心概念凝结在一起的集合为基础,因此那些提倡“世界社会”,将其看做在民族国家模型的基础上新生的“宏大统一体”的观点也遭到了拒绝。

其次,这些概念要对这些进程的文化和社会维度非常敏感,并不能把它们简化成由经济衍生而来或者各种对经济的回应。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全球化的进程理解为,在必然会造就一个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得以确立的各个社会自身的参照群体的不断扩张,然而这个世界与我们所栖居的已知世界比起来是相当初始与局限的。

更大的跨社会与超社会的过程形成了社会能够进一步发展的背景。譬如,欧洲的国家形成过程,导致了一系列权力斗争、敌对联盟和淘汰竞争。在这些斗争中为获取可资利用的附加的权力资源而展开的竞争已经逐渐在整个世界中扩散开来。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有些人倾向于把从属于社会的内部逻辑展开来想象现代性的发展,但要理解它就不能离开前面所说的这个过程。

本文摘选自迈克·费瑟斯通著作

《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版权归作者所有

编辑 | 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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