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2020-06-23

追踪疫情经济,大数据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原标题:追踪疫情经济,大数据提供了一个新方向

文 | 周天财经

周天财经 原创出品

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解释工业革命仍是经济史上的终极大奖。它到目前已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穷其一生,但总是无果而终。」

克拉克的哀叹揭示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即便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两百多年后的今天,经济学对于许多复杂议题的研究,仍然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有意思的是,经济学的发展总是和时代脉络紧密相关。

斯密的《国富论》成于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凯恩斯写就《通论》无法脱离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背景,再到后来 70 年代的经济滞胀,2008 年的次贷危机,也都催生出了新的经济理论。

眼下,危机再次到来,现在正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是 100 年来人类最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疫情威胁人们的生命健康,同时也引发了经济衰退——根据世界银行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展望报告,全球经济今年将收缩 5.2%,将会是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一次。

如何权衡疫情与经济,在「新常态」中谋求发展,是所有国家都需要面对的挑战。

近日,罗汉堂联合国内外学者,基于全球公开可得的大数据,开发了一套「全球疫情经济追踪体系」,简称 PET(Pandemic-Economic Tracker),用于反映疫情下各国经济的真实状况。

目前这个体系已经涵盖了全球六大洲、九个区域共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可以一站式追踪全球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状况、疫情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收缩时长和损失程度,以及疫情政策严格程度等指标,个人用户也可以在罗汉堂网站使用看板查询数据。

大数据为我们带来的新的救市工具,这会是经济学界向前演进的又一个「冲锋号」吗?

01 大数据的「冲锋号」

就像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的概括一样,「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

经济学本质上是实践的理论,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的领域极其宽泛的,并且早已经超出了狭义的「经济」和「财富」范畴。

也因此,经济学有着相当旺盛的生命力,从受众来说,小到每一个人的自我行为与选择,大到城市、国家乃至全球秩序的发展演进,都有经济学的活跃身影。

学科发展上看,经济学通过与数理统计、生物、化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借鉴很多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来不断获得新的突破,最典型的如 21 世纪以来大热的行为经济学,就对主流经济学中有关人的理性、自利等基本假设发起了挑战和修正。

在这种演进之中,可以看到,更后进的经济理论,往往能够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予以更多的正视和「尊重」。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使得西方各国政府开始系统收集经济数据,分析这些经济数据的需要催生了计量经济学。

40 年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将数理统计引入经济学理论研究,「数学化」也让经济学迎来了地理大发现般地突破,马歇尔的供求均衡成为新经济理论的基石。

接下来,经济周期以及经济危机的反复出现,让学界开始注意到原有理论的局限性,对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研究,开始引入更多的系统科学理论。

而在进入到新世纪后,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变量。

在传统经济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是实验前提出假设,根据假设建立数学模型,最后利用数据结果证实假设成立的所谓「波普尔伪证主义路线」,而大数据能够让经济学研究提供海量可能,摆脱掉假设先行的桎梏,更加贴合实践。

从简单到复杂,从因果到相关,经济学的解释力在不断增强。

02 PET 带来的新发现

PET 能够做到高频更新且实时可得的数据监测,主要来自于谷歌、苹果以及高德、百度地图等公开数据源提供的人流数据,以及相关权威机构的疫情监测数据,罗汉堂将这些数据汇总并进行指数化处理,以帮助各国政府、企业和公众更好地了解疫情经济的演进模式。

实际上,PET 也是目前全球首个利用大数据高频,实时观察经济复苏与疫情控制的宏观经济监测体系。

PET 提供的大数据监测能力,已经能够产生许多新的洞察。

罗汉堂将疫情经济演化总结为五阶段框架,分别是准备期、应对期、低谷期、恢复期以及疫苗期,最终形成一条「急降缓升」的 U 型曲线。

在此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不同国家应对期和低谷期的时长又可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取决于各国应对疫情的政策选择,以及产业结构、民众信心的多方面因素。

迄今为止,在 PET 追踪的 132 个经济体中,进入较稳健恢复期的共计有 58 个,总经济体总量占到全球 GDP 的不到一半。

在全球第一波疫情主要影响的东亚区域,中日韩三国都通过比较果断的疫情控制措施进入到恢复阶段。比如说中国在危机应对期和低谷期停留了 29 天,之后经过 100 多天的恢复,经济活跃度已经恢复至 98% 左右。在经过一季度的经济回落之后,后几个季度的经济表现应该会明显向好。

而在第二波疫情冲击中的欧美国家,付出的代价普遍来说要更高。比如说像美国经济已经持续收缩 65 天,但在目前由于疫情仍然处在散播之中,尚未达到恢复期的条件,据此测算美国年化经济增长可能是 -34% 左右。

比较有价值的是,像是瑞典、美国、英国这样抗疫政策比较「佛系」的国家,短期内的经济收缩程度会小于严格抗疫的国家,但是因为无法遏制病毒扩散,这些国家也较难满足进入恢复期的条件,从而使得经济会长时间处于「欠功率」状态。相对应地,严格抗疫的国家在复苏时则普遍有着更好的弹性。

与此同时,在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中,因为各国治理能力、经济基础方差更大,因此在 PET 中也呈现出更大的分化。比如越南和泰国的进展良好,经济恢复水平超过 95%,而菲律宾的经济活动在 68 天后仍然低于 85% 的水平。

罗汉堂学术委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PET 将帮助政府、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更好地掌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疫情发展和经济状态,以支持有效和精准的决策,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体来说将更有帮助。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也对 PET 做出了高度评价:「PET 提供了国家之间疫情经济模式的对比,这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洞察。」

整体而言,尽管目前的 PET 体系还处在「1.0 版本」,但其无论在国家、区域横向比对,还是在单一国家的纵向监测中,都体现出了较好的适配性。而其「日更」级别的宏观监测能力更是尤为突出。

03 以复杂对抗复杂

2019 年经济学诺奖得主,美籍印度裔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国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在他们的新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中系统地分析了移民、贸易以及经济增长等西方社会十分尖锐的经济议题。

他们发现,现实世界的运行结果,往往都和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背道而驰,其中甚至有很多是「常识」级别的谬误。

这是因为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们通过构建许多简单理想的假设,再以它们为基础去推演解释复杂的真实世界。

比如说里根政府时期通过对夫人大规模减税来刺激经济,就是建立在所谓的「涓滴理论」之上——把钱给到富人,最终会滴入底层民众手里。然而最终的数据结果表明,减税并没有和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有明显的相关性,在其他国家也是同样的结果。

可以说直到现在,到底是什么因素能够让经济出现长期的、有效的增长,到底有没有一套方案,能够说拿过来放在一个国家实施就能管用,就能引爆工业革命,经济学还无法给出一套普适的方案。

归根结底,经济学不能只有演算纸上的推演,也不能只有逻辑上的自洽,它必须直面真实世界的复杂和挑战,在「实干」中摸索出路,解决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相信,罗汉堂的 PET 既是一个强大的科技工具,它同时也是经济学向前发展的重要信号。

在这样一个全人类的非常时期,学界还有各国政府,可能是第一次有机会以这样短的延迟,拿到如此全面的施策反馈。

某种程度上,如果说曾经经济学的种种简单假设,是一种「以极简对抗复杂」的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今天的技术发展,则让「用复杂对抗复杂」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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